赵德秀打算查一查这个账目，他本以为，吕端会接着话头帮他。可是吕端竟然不接茬，只将赵德秀挑出来的几本账册拿起，从头至尾翻了翻。 翻完之后，他点头道：“殿下所言不差，确有一些不正常的出入。” 他翻到最近一页，指给赵德秀看：“殿下请看。此批粮草，自卫州出仓时，押运人之名与签押对不上。这个‘周’字似是后补，并非出仓之时当场签押。” 他又随手翻了几页：“还有此处。这批粮与另一部账册之上，份属同一批。 但是在孟州账目上，出仓单写的是三千石，孟津账目的入仓单上写的是二千九百石，有一百石的差额，但差额未做记录。” 吕端眼睛毒，账册拿起走马观花一遍，便看出了漏洞。可惜他的兴趣也就限制于此。 赵德秀想请吕端做一张汇总表，将这几处异常单据的来处、去处、数量、损耗、所经人手，全部列出。 吕端听完，摆了摆手道：“殿下，臣看账可以，做账却是不行。这种细务，臣做不来。” 赵德秀有些惊讶地盯着他看。吕端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解释道：“臣之长处，不在于细务核算。殿下若有拿不准的，臣可参详。只是这细务，须一笔笔核算，臣没有这个耐心。” 赵德秀想了想，便也不勉强他了。 自吕端来钦明殿报到后，赵德秀便发现，此人确实博学多才、见多识广，看问题全面，往往一语中的。 但果如吕余庆所言，吕端性子疏阔，本就不是做细务的料子。让他去整理单据，誊抄帐册，反倒难为他了。 赵德秀本想找个老吏来帮忙，不料王宾却毛遂自荐。当旁听赵德秀与吕端的对话时，他便知自己所学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 他向赵德秀道：“留哥，这账目细务我会。” 赵德秀很惊讶道：“王叔竟也会这个？” 王宾点点头道：“这是自然。” 接着，他便拿起一支笔，蘸了蘸墨，在一张空白纸上写画起来。 边写边道：“殿下请看，臣所标记的便是这几批粮草的路线。自怀州至孟津，走的是官道，途中有两处歇马亭、一处选仓。 自孟州粮而来，则是要走另外一条路，需过黄河，要用到渡船。 还有这里、这里，我标注了每条路线的日程，哪批走得会快，哪批走得慢，殿下一看便知。” 赵德秀凑上前去一看，果如王宾所说。 短短片刻，王宾便画出了一张简单的路线图，上面标注了仓廪、歇马亭、渡口、日程。虽线条潦草粗糙，但细看便知，王宾所写无误。 赵德秀惊讶道：“王叔，你怎会懂这些？” 王宾顿了顿，道：“殿下，这是跟主公学的。” 他接着道：“自跟随殿下开始，我已经许久未再经手，未曾想这次用上了。” 赵德秀确实对王宾刮目相看。 他本以为王宾武艺不错，办事谨慎利索，却没想到他对粮草辎重也懂得这么多。 看来翁翁赵弘殷留给他的可不只是一个武将，还是一个能管钱粮的文武全才。 至于张煦，一个学相宅的，基础算术也挺不错；赵德秀让他协助王宾，按照自己之前的要求，对账册进行整理。 可原本的账本格式太乱，问题繁杂，不易核对。赵德秀需要一种能一眼看出问题所在的表。 他找来几张空白的厚纸，用刀将纸裁成相同的大小，四边对齐，再用木尺在纸上画出格子。 先画好经纬线，做成一个方方正正的表格，留好表头：第一列批次，第二列来处，第三列去处，第四列数量，第五列损耗，第六列经手人。然后。 画好之后，他便将账目、账本、单据拿过来，挑了几笔数据，录入进去，作为示例。 为了方便核对，他在自己的底稿上用的是阿拉伯数字书写，反正只是自用，怎么便捷怎么来，旁人看不懂也无妨。 交给王宾和张煦的那一份，则是全用汉字数字，把所有数据准备填到定制好的表格中，再进行核对。 王宾看着一会儿，便看出了门道，他指着表格对赵德秀道：“殿下，这经手人，先前账目之中是有签押和仓吏两人的，是否也要加进去？毕竟有些账册中，签押和仓吏并非一人，全部列出才好核对，问题出在何处，谁人负责。” 赵德秀觉得有道理，便将经手人一栏拆成两半：左侧写签押，右侧写仓吏。如此从入仓到出仓，都有对应的负责人，分得清清楚楚。 改好之后，他便将表格交给二人道：“你们便按此样式，将其余账目填进去，填好之后我再核对。” 二人应下，各自拿了一摞单据，照着表格的格式开始抄录。 抄录好的表格，赵德秀便在旁边计算出差额，以及差额占比，用阿拉伯数字，小小的标记一下。 以第一本账簿为例，数据正常的记录如下，第一批：从怀州调出的数为一千八百石，四月廿八日发，五月二日至孟津。入仓为一千七百六十四石，几天时间，折损三十六石，折损率为每石两升。按账簿所记，签押姓张，仓吏姓宋。 第二批，自孟州调出数两千石，五月二日发，五月八日至孟津，入仓为一千九百四十石，损耗六十石，损耗率为每石三升。押牙姓季，仓吏姓崔。 第三批，自卫州调出两千五百石，五月三日发，五月十二日至孟津，入仓为二千三百七十五石，损耗一百二十五石，损耗率为每石五升。押牙姓周，仓吏也姓周，但名字不同。 在接下来的数据抄录过程中，他发现怀州仓的折损率一般为每石两升上下，孟州仓每石约莫三升，卫州仓每石五升左右。 经向王宾和吕端了解，这个损耗比例属于正常现象。粮车在路上颠簸，麻袋磨损遗漏，再加上民夫与马匹一路上消耗，都属于合理范围之内。 之所以三州损耗有差异，卫州是怀州的两倍多，是因为怀州最近，跨河走河阳桥，最便捷，孟州需要渡船，黄河宽阔，往来摆渡耗时较多，卫州则是路途最远，耗时最久。 从这里便可以看出，运送粮草，损耗之重，实难轻忽。这还是相邻的三州之地，相差就如此悬殊，此去北上潞州，粮道绵延数百里，翻山越岭，其损耗又当几何？ 正所谓：“千里运粮，士有饥色，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。”赵德秀真切地感受到，后军押运粮草之事，关乎大军命脉，一点也马虎不得。 按照这种模式，王宾、张煦接连抄了两天。赵德秀练完字后，也会跟着一起抄录。 随着整理的表格增多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： 抄录到第二天，便抄录到之前发现的卫州仓有误的地方： 出仓单写三千石，入仓单写两千六百石，损耗为四百石，损耗属实不小；运输单上写的是途中遇雨，损耗为一斗。 而按照损耗一斗来说，每一石损耗为一斗（10%），那三千石损耗应为三百石。可是现在入仓的只剩了两千六百石，实际损耗比运单上所写的损耗多了一百石。 他以为是抄录有误，又详细看了一遍，确认无误。 他在问题处做了标记，另取一张表格单独誊录，又对其他卫州仓的单据一并取出核对。 他发现一部分卫州仓的单据格式和别处不同： 别处的出仓单，是仓吏先写数量，然后由押衙、签押，最后才盖三司的印。 而这部分卫州仓的单据，数量一栏的字迹和其他栏不一样，很明显是后来补填的数量。 更奇怪的是，损耗一栏大部分的损耗比例都在五升、六升左右，尤其是这个姓周的押运粮草，损耗甚至达到了一斗以上。 赵德秀专门翻看卫州单据，又翻到了几处新核的粮草数据： 第二批，五月三日，两千石，损耗一斗，写的是途中遇雨。 第三批，五月六日，一千五百石，损耗是一斗两升，原因仍然是途中遇雨。 第四批、第五批、第六批，甚至第七批，损耗均在一斗至一斗二升之间，理由依旧是途中遇雨。 六批粮草合计一万两千石，平均损耗为一斗一升。 也就是说，这周姓押衙的粮草，短短十余日，共运粮六批，每批皆是因为途中遇雨，导致损耗剧增，合计损耗一千三百二十石，比正常损耗多出来七百二十石。 通过对比很明显，这个周姓押衙做的账目有猫腻。 为确定途中是否有雨，赵德秀翻出了后军的行军日志，找到天气记录。 日志显示，仅五月八日午后，雨下了一个时辰。除此之外，北至卫州，南至孟津，方圆数百里没有下过一场雨。 而这周姓押衙所写的调运单据上，六批粮草，六次“途中遇雨”，只有一次是对得上的，其他全部造假。 赵德秀没有声张，他将这些问题单据挑出来，单独誊录了副本。 除此之外，另外六批粮草，合计一万一千八百石，虽未写遇雨，但折耗基本在八升到九升之间，较之吕端所言的卫州至孟津运粮损耗每石五升，仍高出了近一倍。 如此计算下来，这十二批粮草，总共多出来了将近一千两百石的损耗。而这一千两百石粟，是两千名禁军整整一个月的口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