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苏振民在偏房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直接去了刘廷勋办公室。 刘廷勋已经泡了一杯茶，坐在办公桌后，举着一份报纸，挡住了整个脸。 桌子上放着几个档案袋。 苏振民叫了一声：“老师，早。” 刘廷勋放下报纸：“来了，过来坐下说。” 苏振民过去坐在对面的椅子上。 刘廷勋把几个档案袋推到苏振民面前：“这几份档案，你这两天去核实一下。” 苏振民看看档案上的字，应该是一些新入职的人员档案，一共有三份。 “这都是这批新分配的警校学员。”刘廷勋说，“孟庆余你已经见过了。” “一下子就来三个啊。”苏振民有点意外，“我们那批一个也进不了特务科，全都分到下面警署，而且人还少。” 刘廷勋笑了笑：“你们以前上课的地方是个旧厂房改的，现在警校那边新校舍建好了，今年招了两百多号人。以前一年只招几十个，现在能招两三百。” “哦，难怪。”苏振民说，“我看其他科也有很多新面孔。” “警察厅刚进行了改组，”刘廷勋说，“现在要接管全面的警务工作，以前宪兵队的一些活也要转过来。需要很多人。” 苏振民点点头：“哦，明白了。” “像曾老头这种怕是干不了多久了。”刘廷勋看了一下门口，“警察厅今年要大换血，特高课那边嫌我们效率太低。日本人要求我们用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人，把前清、北洋时期的旧警察都换掉。” “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核实这些档案。”苏振民说。 “我们和那些管交通、查案子的部门不一样。”刘廷勋接着说，“我们的业务由关东军特高课直接领导，还单独派有日本顾问，就是涩谷先生。所以新进来的人一定要查清楚，马虎不得。” 苏振民立即站了起来，立正，然后说：“学生明白。” 刘廷勋又拿起报纸，说了一句：“去吧。” 苏振民带着三份档案回到档案室。 他先打开孟庆余的那份：二十四岁，初中文化，父亲是沈阳的中学教员，满洲事变的早上，即九月十九日，他去书店给学生买教材，路上遭遇了流弹。而他正好初中毕业，只能辍学打工养家。母亲因忧郁已于两年前病逝。父亲当初学校的一位要好同事，建议他来新京考警察学校。初中毕业在考生中算是高学历了，受他父亲影响，写得一手好字，也写得一手好文章。刘廷勋把他要来做文职工作。 第二份是于春声：二十二岁，河北保定人。父母在家务农，曾在保定警察局干过两年杂役，康德四年（1937年）涿保会战中全家被炮弹炸死，他孤身一人来到新京，参加了警察学校考试。因射击和情报分析优秀，被刘廷勋看中。 但是苏振民觉得，平民被炮弹炸死的可能性不大，极有可能他父母是死于日军的屠城。 第三份马孝之：二十二岁，新京本地人，父亲是协和会的副会长，家里有几家大的商号。在新京大学硬上了半年学，上不进去，自己跑出来报了警察学校。各项成绩勉强及格，因他父亲的原因，被直接安排到了特务科。 这个马孝之就是典型的汉奸二代。 苏振民开始给沈阳警察厅特务科打电话。让他们核实一下孟庆余的资料。 于春声的情况有点麻烦，他的资料不在满洲国的势力范围，不过都是在日占区。辗转到华北自治政府，又转到保定警察局，总算是联系上了。 马孝之的就简单了，他的父亲马景昭，刘廷勋也是认识的。给辖区警署打了个电话核对了一下户籍资料，他这个就算完成了。接电话的警员说，马少爷用棍子打都赶不到学校去，这回还上完了警校，很是难得。 电话打完，估计得好几天才有回音。他决定先找孟庆余聊聊，看看他没有记录抗联内容的原因是什么。 孟庆余正在特务科的大办公室里写材料，科里每天都有很多情况要汇报到特高课，还有很多往来单位沟通信函。科里以前有两名警员专门负责这些，但警务改革以后的这一年，文书工作量变得非常大，所以刘廷勋才招来孟庆余。 办公室里，其他人都埋头在写东西。苏振民走到孟庆余桌前，晃动的人影让孟庆余停下笔，抬头看了一眼。 孟庆余看到苏振民，立即站了起来，做了个立正姿势：“苏警尉，找我有事？” “没事，我过来看看。”苏振民说，“刘科长准备调你去档案室，要不要先去熟悉一下环境。” 孟庆余想了想：“嗯，那我先跟你去看看。” 苏振民和孟庆余一起回到档案室。曾广福又请假去看病了，看来刘科长急需新人确实不假。 苏振民请孟庆余坐在对面位置上。 “你的成绩不错，我看了你的档案，你是沈阳人？”苏振民先打破冷清。 孟庆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说：“有人让我转告你一句话。” “什么话？” “茅台镇的白酒，泸定桥的铁索。”孟庆余轻轻地说出十个字。 苏振民听完，心中猛地一震。这句话是李科长临走时，对着他耳边说的。李科长说，如果有人来找他，说出这句话，就是自己的同志。 苏振民不露声色，他站了起来：“孟警士，你刚来，有很多事情需要熟悉，晚上我请你喝酒，去我的粮栈，我弄几个好菜。好好给你说道说道。” 孟庆余点点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那就打扰了。” 在粮栈后院，周大力准备了一些菜，两个伙计照例在厨房吃饭，三人坐在石桌前。 “这是周大力。”苏振民说，“是可以信任的新同志。” 孟庆余点点头。 三人喝着酒，孟庆余把他的情况说了一遍。 他原是延安敌区工作委员会通信联络科的一名电讯人员。1937年，也就是苏振民离开陕北的第二年，他奉命潜伏长春，和苏振民接头，担负起苏振民和延安联络的任务。也是这一年，中央正式入驻延安，结束了在陕北到处辗转的情况。 他先到了沈阳，和当地地下党联系上以后，给了他孟庆余的身份档案。他带着这份档案来长春报考了警校。但是在他拿到档案后不久，沈阳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，他和组织也失去了联系。但他仍然坚持考试，先进入警察厅，找到苏振民再说。 “那档案是真的吗？我已向沈阳那边发了核查的请求。”苏振民问。 “是真的，档案里的文件和身份证明全是真的，并且确实有孟庆余这个人，里面记录的事情也是真实的。”孟庆余说。 “你是顶替孟庆余来的。那真的孟庆余哪里去了？”苏振民还是有点疑问。 “真的孟庆余在从沈阳到长春的路上，遇到土匪，在一处小火车站停靠时，被人杀害在站台上，身上的钱被抢走了，这些档案是纸，土匪没有要，被扔在地上。我们的同志安葬了真孟庆余，把他的档案带走了，交给了我。”孟庆余说。 苏振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在那个年代，路上到处是土匪、流兵还有各种黑帮派势力，经常为了几块钱就杀掉一个人。 “来，喝酒。”苏振民举起酒杯，三人喝了一大口。苏振民心中平复了一些。 “你懂电讯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延安通过电报联系上？”苏振民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。 孟庆余摇摇头：“我来的时候没有带电台，也带不走…” “电台我能找到。”苏振民打断了孟庆余的话，他想起了老韩留下的那部电台。 “光有电台也不行。”孟庆余说，“和敌区工作委员会联系的频率经常会换，呼号也会换，还有密码本，都会定期更换。我和上级失联一年多了，这些信息都没有，现在的旧信息是没有办法联系上的。即便延安收到旧的呼号，也会当成是敌人的试探。” “那我们就一直联系不到上级？”周大力睁大眼睛看着孟庆余。 “那也不会，上级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的，只是时间可能比较久。”孟庆余说，“我们等待上级派来新的同志，带来新的频率、呼号和密码本，那样我们就能和上级联系上了。” 苏振民点点头：“既然暂时联系不上，我们先把工作开展起来。营救抗日人士，伺机把情报传递给需要的人。” 从泸定桥到陕北，红军从来没有走过现成的路，要么等着别人铺路，要么自己找一条路。 苏振民坚定地选择了后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