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2月，苏振民从新京警察学校毕业。 分配名单下来的那天，他看见自己的名字后面写着：宽城子警察署。 他没听说过宽城子。去了才知道，那是长春最老的城区，街道窄得两辆板车都错不开，住的全是穷人。 报到那天，吴署长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，说：“特务科的刘科长跟我打过招呼，说你是个好苗子。”他把档案合上，“好好干，别给刘科长丢脸。” 苏振民立正：“是。” 他没想到刘科长会专门打招呼。警校上百号学员，能被记住名字的没几个。 他提醒自己：被记住，比被忘掉更危险。 吴署长把他分到了治安组，和警官老张搭档。组长姓赵。 上班没几天，苏振民就见识了伪满治下的“粮食管制”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日本人把粮食分为三等：甲类粮是大米、白面，只供应日本人和少数高级伪满官员；乙类粮是高粱、玉米、小米，供应普通中国市民；丙类粮是豆饼、麸皮、橡子面混合而成的所谓“协和面”，连牲口料都不如，却是大多数底层百姓赖以活命的口粮。 中国人吃大米就是“经济犯”。轻则当街扇耳光、罚跪，重则关进监狱，甚至处决。 苏振民第一次亲眼看到抓“经济犯”，是在上班的第三天。 那天他跟着老张巡逻，看到一个老太太提着一个布袋子，神色慌张地从一条小巷子里走出来。两个穿着军装的宪兵拦住了她，一把夺过布袋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大约两三斤大米。 老太太吓得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：“老总，老总，这是我儿子从乡下捎来的，我就想给生病的老伴熬口粥喝…” 带头的一脚把她踹倒在地：“八嘎！经济犯！”然后把大米一把抢过来，少量米粒漏到地上。宪兵又踢了老太太几脚，才提着袋子扬长而去。 老太太跪在地上，一边哭一边用手把混着泥土的一小撮米粒一粒一粒地捡起来。 苏振民站在几步之外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。 老张走过来，没说话，只是伸手把他的帽檐往下压了压。然后推着他的后背，把他从人群里带走了。 走出一条街之后，老张才松开手，说了一句：“这种事咱们管不过来。” 有一次，他在一条小巷里撞见一个中年男人，从怀里掏出一小袋白面，递给一个妇女。那妇女千恩万谢地接过，转身就跑进了旁边的院子里。 中年男人一抬头，看见穿着警服的苏振民，脸色一下子白了，腿一软就要跪下。 苏振民摆了摆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赶紧走，别让人看见。”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连声道谢，一溜烟跑了。 这天上午，宽城子街上最大的绸缎庄“瑞丰祥”的王掌柜急匆匆地跑到警署报案，店里被盗了。 “丢了什么？”赵组长问。 “六匹绸缎，都是苏杭来的好货，值三百中银券啊！”王掌柜急得直跺脚，“昨天晚上关店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今天早上开门一看，后门的锁被人撬了，货全没了！” 赵组长带着苏振民和老张去了现场。 绸缎庄的后门是一扇老式的木门，门锁是被一种细长的工具撬开的，手法很利落。后门外的泥地上有一串清晰的脚印，脚印很深，说明盗贼负重不小。脚印一路延伸到后巷，然后消失在石板路上。 “老张，你去附近的当铺和布庄打听打听。”赵组长又转向苏振民，“苏振民，你跟我去问邻居。” 老张应了一声，临分开时，他拍了拍苏振民的肩膀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小苏，查案子别太钻牛角尖。有些事查到底了，反而麻烦。” 苏振民点了点头，没太在意。后来他才明白，老张这句话说的不止是郑三这个案子。 苏振民没有立刻去问邻居。他蹲在门口，仔细看了看那串脚印。 脚印的间距不大，说明盗贼个子不高。但脚印很深，说明他力气不小，毕竟扛着六匹绸缎。 他顺着脚印走到后巷尽头，发现脚印消失了。但在消失的地方，有一小片油渍，像是从自行车滴下来的，而且自行车支架陷入地面较深。 他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：“他来的时候车上原本就有东西，是走到这里又顺便偷了六匹绸缎。他之前还去偷了什么？” 他回到现场，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赵组长。赵组长听完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：“有道理。那你觉得下一步该怎么查？” “查车。”苏振民说，“宽城子有自行车的人不多，有自行车的泼皮就更少了。我认识一个人，叫郑三，自称‘时迁’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偷鸡摸狗，但他有一辆自行车。” 赵组长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认识郑三？” “我巡逻的时候见过他几次。这个人好赌，又抽大烟，手头从来就没宽裕过。六匹绸缎不少钱，他拿到手肯定急着出手。” “行，你去查查他。但别打草惊蛇。” 苏振民花了三天时间，摸清了郑三的活动规律。郑三果然在找买家，但他很狡猾，不找当铺，而是通过一个在赌场认识的中间人，联系了一个从沈阳来的收货商。 苏振民没有直接抓捕。他在郑三和收货商约定交易的地点，提前埋伏好。当郑三带着赃物出现、正准备交易的时候，苏振民带着两个警员从天而降，人赃并获。 苏振民带人去搜查了郑三的住处，搜出来十几斤大米。 “那么多大米是哪里来的？”审讯室里，苏振民讯问郑三。 “是城北钱老板仓库里偷的。”郑三如实交待，“他的仓库里全是大米白面，听说是要运到沈阳去，能赚十几倍。城里的人要买，一个大洋一斤。” 苏振民跟老韩商量这件事的时候，老韩说：“这种人该管。” 苏振民把这些信息整理成一份报告，交给了赵组长。 赵组长看了报告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：“这事我知道了。你别再查了。” 苏振民没有争辩。 他算了一笔账：钱老板仓库里的大米和白面，少说有两千斤。按黑市价一个大洋一斤，这批货值两千块大洋。抵得上他当警察十年的俸禄。这么大宗的粮食，没有粮食管理部门的内应，根本运不进长春城。 他开始留意钱老板的往来关系。半个月后，他发现钱老板每个月初都会去粮食管理科找一个姓王的人。王科长负责审批粮食调运许可。 “难怪赵组长不让我查。”苏振民想。 苏振民找了一个晚上，假装喝醉了酒，坐在一家小酒馆里，对着一个素不相识的粮商抱怨：“现在这世道，老实人活不了，钱老板那种人反而风生水起…”他说得不多，但足够让旁边的人听进去。 第二天，关于钱老板囤积大米的流言就在市场上传开了。有一个自称“看不惯”的人把举报信寄到了经济科。经济科派人一查，人赃并获。 赵组长把功劳记在了苏振民头上，在报告里专门提了一笔。 苏振民的名声慢慢在宽城子传开了。 老百姓说，宽城子来了个新警察，办事公道，不欺负穷人，破案也有一套。同行们说，这小子是警校毕业的，有文化，肯动脑子。 这些话传到了警察厅特务科刘科长的耳朵里。 一天下午，刘科长坐着那辆黑色轿车来到了宽城子警署。他没有去找署长，而是直接让人把苏振民叫到了院子里。 苏振民跑出来，看见刘科长靠在车边抽烟，赶紧立正敬礼：“刘科长！” 刘科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点了点头：“听说你在宽城子干得不错。” “都是署长和赵组长教导有方。” 刘科长笑了一下：“少跟我来这套。我在警校就看出来了，你不是那种只会听话办事的人。” 刘科长弹了弹烟灰，转身上了车。他摇下车窗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对了，那个粮食走私的案子，你办得不错。虽然是借了别人的手，但结果是一样的。” 苏振民站在那里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后背已经出了一层薄汗。他听懂了，刘科长说的不是办案方法，而是他借刀杀人刘科长看出来了。 黑色轿车驶出了院子，消失在街角。 他转身走回办公室，桌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，大部分是“经济犯”的案卷，那些因为吃了一碗大米饭就被抓进来的普通百姓。 窗外，夕阳正落在宽城子低矮的屋顶上，把整条街染成一片昏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