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怀坤的审讯有了结果，审讯记录的副本放在苏振民的桌子上，正本他们交给了刘廷勋。 一共有三份记录，孙老板、朱经理和王树宏。每一份都按上了手印。 王树宏承认是去和朱经理接头，而朱经理承认孙老板是负责人。孙老板供认他是抗联在城里收集日军情报的负责人。王树宏把车站有专列的消息告诉了朱经理，朱经理汇报给了孙老板。孙老板则报告了抗联，于是抗联组织了一次伏击。 这份记录明显与组织纪律、情报工作的逻辑等都不相符。 一条消息一次就能说完，王树宏没有必要三番五次地去。一个联络点，有人收消息，再转给实际接收人，然后再传出去。多出来一些中间环节。 他说的抗联所在的位置是在城北。城北是平原地区，抗联无法隐藏。 描述的抗联规模是“一千多人”。这相当于一个整编团的建制，1938年的下半年，各地只有被分割包围的抗联零星部队，人数通常不会超过百人，并且因为没有根据地，发展新的成员也不太可能。成建制的队伍根本不会出现。 并且孙老板说他是自己走路去抗联送的情报，距离城里有四五十公里。按距离计算，他传递情报需要走一天，抗联伏击需要穿过城区行军七十多公里，不可能赶上专列出发的时间。而且成建制的队伍调动这么远，关东军侦察部队不可能一点消息没有。 苏振民把审讯记录合上，放进抽屉里。副本是给他看的，不用拿去存档。但他现在要去核实一下。 档案室里，孟庆余桌上放着的正是这几份审讯记录。他心情看上去也不太好，默默在给记录编号，往袋子里放。 苏振民低声问他：“你昨天参加他们的审讯了吗？” 孟庆余没有抬头，低着头点了一下。手在王树宏的那份记录上，拍了一下。 过了好一会，他才说：“内容是汪怀坤他们提前说好，让我照他们说的内容写。我知道这是假的，但我没有办法。他们讲给王树宏，再让他复述一遍。不光是用皮鞭，他们还动了电刑…” 孟庆余强忍着说完。苏振民拍拍他的肩头。孟庆余不照着做，立即就会暴露，并且还不会影响这次审讯结果。反而让汪怀坤多一个功劳。 苏振民转身走了，去找刘廷勋。档案室、审讯室在二楼的左边。楼梯口左转就是档案室，后面依次是五间审讯室。此时门是开着的，几个房间都用水冲洗过地板，门口有一大片水渍。 楼梯的右边就是特务股，他们这间和档案室的结构一样，有一个套间，是股长办公室。往里是外勤队和检阅股、思想股、秘书室，他们是大开间办公室，队长和股长没有单间。 刘廷勋的办公室在最边上，房间比中间几间要小一些。 所有人犯会关押在警察厅的押房里，特务科的人犯有专门的区域，看守也比其他区域紧一些。押房里也有审讯室，但是特务科不常用那里审讯，因为各个科都有人在那里走动，保密性不好。 苏振民敲了敲刘廷勋开着的门，然后走了进去。 刘廷勋桌上仍然摆着看不完的材料。他放下手里的东西，示意苏振民坐下说。 没等苏振民开口，刘廷勋先说话了：“我就说嘛，再审审一定能问出东西来，抗联哪里会那么容易就承认。到死都不交待的共党，我见过的多了。” 苏振民没有接这个话题，他换了个话题，向刘廷勋请示：“老师，现在怎么处理？就这样结案？” “那个老杨头，把他放了。昨天也没审他。”刘廷勋回答。 “老杨头才是传单的来源啊。”苏振民假装不理解刘廷勋的意图。 “那就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老头。哪有不识字的情报人员。所以他不是抗联的。他说传单是他捡来的，哪有那么好捡，这是什么，是要掉脑袋的东西。就是吓傻了，胡说八道。不过现在他不会胡说了，他本来就不知道什么传单。” 刘廷勋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。这个老杨头留在案子里，传单就是捡来的。把他放了，传单就是“来路不明”的抗联宣传品。 “是，老师。我一会就去写结案报告。” “好，我下午给涩谷先生通报一下，然后给特高课报上去。”刘廷勋看着苏振民说了他的安排，“这下泄密的事我们就有了交待。找抗联的事，宪兵队和驻防部队去干，打仗的事嘛，我们不懂。” 苏振民站起来，回到办公室。现在他只能按照这样结案。他没有任何办法救下这三个无辜的人，特务科需要拿他们去顶罪。而日本人也不会去调查每一个案子，只要报告上说的是合理的，又有口供，不需要什么证据。 于春声被苏振民安排去释放老杨头。回来后只把释放回执给了苏振民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又坐回办公桌埋头写材料。 下午苏振民还是按计划去档案室，让宋淑云来上日文课。经过大半年的学习，现在他的日文水平已经可以写日文的报告，和涩谷沟通也没有问题。 宋淑云察觉到他的心情不是太好。 随口说了一句：“现在做副股长了，又代理股长，手下十几个人。心里想的事，不应该写在脸上。科长和涩谷先生看到了，会怎么想？” 苏振民抬头看了一眼宋淑云，她的这句话看似无心，但是却在理。宋淑云应该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但就是因为这个身份，才不能因为对某些事情的无能为力，而有沮丧的表情。不能让任何人看出他对抗联、对普通百姓，对抗日活动的共情。 苏振民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深呼吸了一下。脸上露出微笑：“没事，就是工作太忙，有点累了。” 宋淑云没再说什么，翻开教材正常上课。 下班以后，苏振民回到粮栈。今天上午，日本人开的电话公司来装了电话。但是他们还是给了特务科面子，只收了二十块钱的材料费。 苏振民记下了电话号码，考虑这几天编一些暗语，方便紧急情况时在特务科和周大力联系。虽然检阅股说股长家的电话不会监听，但苏振民知道，检阅股的监听并不是那么有规律，随时有可能有人会听到这部电话的通话内容。不能冒这个险。 吃晚饭的时候，周大力说了个事情。 “今天下午去码头进货，刘老四说南边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炮声，今天又打了一上午。” 刘老四是打过仗的老兵，炮声他不会听错。 “他能听出来有多远吗？” “他说有四五十里地。河边宽阔，声音传得远。城里听不到。” “嗯。”苏振民点点头，他今天确实没有听到炮声，真有声音传过来，他也能听出来，毕竟他在长征路上也打过不少仗。 “他还说，前几天换了个人到江边打探消息，以前那个人没来过了。” “哦。”苏振民没有说常龙其已经牺牲，有些事还是先不要告诉周大力。 “但是今天早上，那个新面孔也没出现。”周大力补充了一句。 苏振民知道在长春周边的小股抗联队伍是什么情况。在日军和伪军的炮火攻击下，他们能顺利转移的可能性实在太小。 他在想，当初决定把楠本出行的情报传给抗联，是不是做对了。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个消息，常龙其也许不会牺牲。日伪军队也不会围剿他们。或许可以少牺牲很多人。 但是如果楠本顺利到了华北又会如何？华北的根据地会不会受到重创，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牺牲。 他想起当年在泸定桥上的战友，想起政委的话，想起被沼泽吞没的指导员。 他得不出一个答案，但他知道自己明天还会坐在那张桌子后面写报告，后天也会。